張忠謀演講》成長之極限 - andes.wu - Xuite 備份站)
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今年6月11日在玉山科協的年會上發表演講，指出台灣缺乏國際化的政策及教育制度，限制了經濟發展，未來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將停留在1.5萬美元上下。他認為這是「成長的極限」，引發財經官員熱烈討論，本報特獨家取得張忠謀演講內容並全文刊出，以饗讀者。
一、1972年國際知名智庫《羅馬俱樂部》 (The Club of Rome)曾經以「成長之極限」(The Limits to Growth)為名發表一篇經典專論，探討1960、1970年代全球在經濟掛帥下瘋狂追求成長，但也因此對全球資源以及自然環境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。這篇專論指出，世界的經濟成長並非永無限制，全球各國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，也應該同時留意自然生態的平衡，否則將會免不了要面對成長的極限。
他國的證例
二、人為因素與成長之極限除了自然資源之外，各種「人為的因素」也將導致一個國家面臨成長之極限。事實上，觀察上一個世紀當中許多活生生的例子，可以歸納出以下簡單的結論：若要打破人為因素對一個國家所造成的成長極限，必須經由文化、教育、習慣以及制度的全面變革，才能夠達成。這些實際的例子包括：
(一)蘇聯冷戰時期的蘇聯，在共產制度的包袱之下，其經濟成長被嚴重地壓抑。一直到1980年代末期，所有制度改弦更張之後，蘇聯及其各個組成國家原本的經濟成長極限才被打破，並得以重新見到再成長的契機。
(二)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經歷了連續40餘年的經濟成長榮景，可是1990年開始就無法持續過去的成長趨勢。如果日本想要有所突破，徹底改革其制度仍是唯一的出路，可惜這些年來我們尚未看到任何有遠見及魄力的改革。如果日本不能夠改革，我預期其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(GDP percapi-ta)的極限將停留在30,000美元左右。
(三)中國大陸中國大陸自1950年到1978年當中，一直處於完全封閉的共產主義經濟制度之下，沉重的成長極限使得其經濟發展十分緩慢。然而，自從1978年起，中國大陸力行經濟自由化並且大幅改革迄今，已經大幅地提高了其成長極限的位置，使得其未來還能保有相當幅度的成長空間。
(四)台灣1950年到1990年代初期，台灣的成長天空也一直是無限寬廣，表現十分傑出。然而，最近七、八年來，我們的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，卻一直停滯在13,000美元左右，這似乎說明了台灣當前的體制已經面臨了經濟成長極限的壓力。
台灣的改革方向
三、台灣的改革方向每一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歷史、文化背景以及其傳統制度下衍生的包袱，以致每一個國家具有不同的優點與缺點。面對全球化、自由化的浪潮不斷衝擊，缺點較多且優點較少的國家，其面對經濟成長極限的壓力也會比較大。台灣也不例外，傳統歷史、文化之下發展出的教育制度、法令規章、基本社會結構等，雖有相當多優點，但相對也有很多令人憂心的缺點，導致眼前成長停滯的現象。
若要提高台灣當前所面臨經濟成長的極限，必須要針對以下四項重點進行改革：
(一)教育的改革：在教育改革上，我們應該著重創新、自動自發、獨立思考、冒險進取精神的培養，同時重視通識及英文教育。
長年以來我國教育體系長期以來側重專科訓練而忽視通識教育，培養出來的人才確實普遍具備很高的基本能力與專業素養，在1950年至1990年全球化發展過程中，這類人才的能力發揮得淋漓盡致，協助台灣在全球經濟發展中占得一定的位置。
現在是新經濟時代，唯有能夠融合知識、科技、冒險進取精神、創新精神的人才會是贏家。換言之，在競爭日趨激烈的環境下，我們需要更多有能走出台灣，站上國際舞台競爭的人才；我們也需要具備創新能力、能夠自動自發、英文能力強並且具備國際視野的人才。
可是，我們過去既有的傳統文化，並不鼓勵創新及冒險進取，教育體系中也不鼓勵思考，新經濟時代所需要的人才便大大的不足，突顯了我國人才培育跟不上經濟發展需求的窘境。
舉一個台積公司內部的例子，台積公司很幸運可以在國內招募到許多理工科系畢業的優秀人才，但公司內部仍缺乏足以擔當大任的主管人才，原因是企業中高階經理人才須具備完整的商業知識與判斷力，但我們公司內部許多人才雖然在工程專業上表現傑出，卻因為過去所接觸的通識教育不足，加上先前的訓練使得他們欠缺獨立思考、自動自發的精神等，很可惜在擔任經理人時，他們的表現便相對上顯得失色。
再舉一個例子，我國企業能夠在歐美國家經營成功者十分少見，這是因為我們所培養出能在歐美國家成功經營企業的人才實在太少。
但在另一方面，而大陸因語言、文化與台灣相通，且台灣現階段訓練出來的人才到大陸發展游刃有餘，根據統計台灣到大陸發展的人員總數已高達數十萬人，所以大陸市場對台灣而言，比較歐美地區相形重要許多。相形之下，雖然我們並不樂意見到，但是台灣對大陸市場的倚賴的確愈來愈深。
此外，整個社會上英文能力的不足，除了限制我國人才赴先進國家發展的機會，也降低了海外菁英前來我國服務的意願，對我國競爭力的提升有不利的影響。
(二)法令規章的改革：我國關於公司發展的法令制度，多年來一直無法與先進國家的法令制度接軌，這不僅是國際化的障礙，同時也是自由化的障礙。
19世紀末，中華民族面對頻仍的內憂外患，而出現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的理論，但是一百多年過去，台灣許多法令制度仍脫離不了這個理論的影響，離歐美先進國家的發展落後甚多。
張忠謀演講》成長之極限（下）
舉例來說，與公司營運有密切關聯的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令中，便有許多不合時宜或是徒有法令卻窒礙難行之處，例如新近通過的員工認股憑證發行辦法中，已經允許將發行範圍及於海外子公司員工，可是由於配套措施付諸厥如，執行起來困難重重。此外，上市公司的財務預測規定也與歐美先進市場制度反其道而行，對我國公司的國際化也有負面的影響。
又如「公司治理」的理念，在歐美先進國家發展已有數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歷史，但台灣在這方面的發展，相形之下還處於相當原始的階段。不久前美國發生了倍受矚目的Enron公司弊案，但我並不認為可由Enron案來評價美國在公司治理方面成效不彰，反而經過此一事件之後，我相信具備「自我革新」能力的美國會從中得到教訓，並且會有長足進步。
事實上，正因Enron案的發生及事後一連串的檢討，最近美國已經進入一個新的「公司治理改革」(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)階段，例如紐約證券交易所提出一份公司治理及證券管理改革方案；往後公司的重大政策，如CEO的股票選擇權補償，可能必須由股東會通過；投資銀行為免利益衝突，其證券分析部門必須與投資部門分離，評等公司則必須著重核心利潤的評量；而美國聯邦證管會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，並可望於今年8月通過實施。
反觀台灣，雖然並無像Enron一般的大企業，但是類似的弊案，縱使情節、輕重有所不同，在台灣企業中卻經常發生，卻一直不曾被真正重視。此外，我們台灣的法令規章多重在防弊而不重興利，然而因為執法不徹底，不但防弊不能做好，而且常是堅持守法者處處吃虧，游走法律邊緣的投機份子反而佔得便宜。
(三)基礎建設(infrastructure)的改革：整個國家社會的基礎設施可區分為硬體、軟體兩個層面。基礎設施品質之良窳及進步與否，對於留住國內人才及吸引國際人才前來台灣長住與工作，有相當程度的影響，也是促使經濟不斷向上成長的基本要素。
一個國家、社區的硬體環境為眾人所共享，完善的硬體環境不僅能鞏固全民福祉，也能促成新經濟中的贏者圈發展得更快，因為一個優質的環境是吸引人才、留住人才的基礎，即所謂「亂邦不居，危邦不入」。如果國家希望吸引有知識、有科技、有冒險精神的新經濟佼佼者，當務之急就是先要把環境建設好，包括居住環境、日常生活設備、休閒設施、交通、道路等，都屬於這個範疇。軟體部份則指各項讓個人達到生活上安全與安定的措施與服務，包括治安、醫療、教育等。在新經濟的時代，為民眾建設一個「安全網」，是政府責無旁貸的重要工作之一。
(四)價值觀的重整：在每一個社會當中，核心價值均不斷在轉變。在現代社會中，許多舊有的好觀念如「勤奮」、「忠誠」、「互信」與「長期耕耘」等，近幾年來已逐漸失去其穩定社會的地位。反而，取而代之的是無限上綱的金錢主義，此一金錢至上的價值觀使得社會上處處爾虞我詐，人際關係亦轉為只重短期關係，只看眼前利益。我擔心舊有核心價值觀的喪失，長期下來足以造成對經濟環境的限制。
四、台灣的經濟成長已面臨當前制度的極限，我們如果不從教育、法令制度、基礎建設、價值觀重整等方面作改革，我預估我們平均國內生產毛額的極限將停滯在15,000美元左右。令人欣慰的是，最近政府所提出的「挑戰2008--國家發展重點計畫」中，開宗明義便提到為因應全球化的挑戰與課題，必須在政治、教育、金融及財政上啟動改革，並且大幅加強對e世代人才的培育、英語教育、研發創新、全球運籌通路、以及生活環境的投資等，讓我們見到了改革的一線曙光。然而，好的計畫需要確實的執行，才能真正發揮預期的成效，政府若能儘速依照此六年國家發展計畫的精神，擬妥具體實施計畫，尤其要做好相對應的財源準備，並積極、持續地推動，才有改革成功的可能。
要進行改革，政府固然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，但不一定完全僅倚靠政府來實行，個人及企業均可以從事改革，例如培養國際觀、創新能力等也是個人的職責；改善公司治理也是企業的責任。我預期在政府率先帶動下，加上國內企業及所有國民都在各自的領域中力求改革，只要全國上下同心協力，縱使徹底改革需要相當長的時間，幾年之內必定會見到若干成效，屆時我們絕對可以突破眼前成長的極限。